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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是如何“另起炉灶”搞外交的

2019-11-23 11:44:33

[·温/观察网专栏作家于洪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过去的70年里,新中国的外交和其他事业一样,创造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谱写了无数壮丽的篇章。所有这些,回顾过去和现在,都源于毛泽东独立和平的外交思想,源于他的“开新灶”、“打扫房间、邀请客人”和“片面”三项原则,源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外交官的丰富实践,他们勇敢无畏,开拓创新,把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展望未来。

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了独立与和平的外交政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已经面临着内政外交走向的历史性选择。回顾近代中华民族百多年的弱国无外交屈辱历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在“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彼此独立和平等地位,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友谊”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解决相互关系中的一切问题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建设新中国的宏伟目标被列入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今后中国只会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片面”外交政策。新中国只有在争取国际承认和国际支持的时候,才会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别的出路。在规划建立新中国的新一轮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表示:“中国的事务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处理”。未来的中国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与外国政府谈判和建立外交关系”,“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贸易,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秦征厅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开启了新中国新外交的多彩篇章。同日下午3时,新中国成立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向世界庄严宣布:“任何希望遵守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外国政府都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成立仪式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立即发出了第一封正式外交信函,这封信函送达了前外国驻华机构的外交代表,其中包括前苏联驻北平总领事蒂赫文斯基(Tikhvinski)。这封公函要求他们向自己的政府转达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明。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格罗米科写信给周恩来,告诉他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并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10月3日,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致函苏方,表示中国同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通知中国任命前驻华大使拉申为新中国大使。4日,已经在莫斯科的葛宝全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5日,中国和苏联宣布互派大使。苏方再次确认罗申为驻新中国大使,中国确认王稼祥为驻苏联大使。

中国“确认”王稼祥为新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原因是,早在194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时,两党就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0月20日,新中国成立仅20天,王稼祥坐火车离开北京,到莫斯科开始新的工作。周恩来和其他人在车站亲自送行。

当时,在新中国能够为其外交官出示护照之前,王稼祥正带着由新成立的新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和副主任阎宝航签署的“证明函”上路。“证明信”要求苏联在沿途检查站给予王稼祥大使及其一行必要的外交礼遇。此外,王稼祥还携带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介绍信,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驻苏共全权代表。因此,王稼祥上任后,除了按照国际惯例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签署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新中国第一国书》之外,他还向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王稼祥不仅是新中国驻苏联大使,也是新中国主管东欧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他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全权代表。中国驻东欧国家的大使也以双重身份工作。新中国外交的特殊情况过去鲜为人知,就像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秘密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就如何建立新政权交换意见一样。

1949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进驻苏联大使馆。

(2)选拔老革命者和军队将领作为第一批新中国驻外大使

由于苏联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和东方集团的领导人,它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中苏建交后,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东德)、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等亚洲国家迅速效仿。印度和缅甸等邻国以及北欧瑞典和瑞士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迅速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甚至英国和荷兰也很快与新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很快承认了新中国,但考虑到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严重对立,中国和南非不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直到1954年才正式互派大使,因为双方都觉得他们缺少外交官。

毛泽东对苏联领导的东方集团的“片面”外交政策赢得了第一场战斗。新中国迅速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外交孤立和封锁,成功地迈出了在世界民族森林中自立的第一步。这时,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殊任务,即紧急选拔新中国驻外大使,立即摆在中央人民政府面前。考虑到当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旧政权的驻外大使不能为新政权服务的事实,中央政府根据毛泽东关于“开新中国外交炉灶”的指示,迅速动员了一批军队高级将领担任第一批新中国驻外大使。它们是:

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军副司令兼总参谋长、南宁市警察局局长彭智明担任驻波兰大使。

曹任翔,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担任驻保加利亚大使。

时任军区政委、军委总政治部第一室主任黄镇担任驻匈牙利大使。

原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五军副政委、第五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友平担任驻罗马尼亚大使。

冀鹏飞曾任苏中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他曾在东德担任外交代表,后来又担任驻东德大使。

前第三十二军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青岛警察司令员谭希林担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倪志良,东北军事政治大学、中南军事政治大学前副校长,武汉卫戍区司令,曾任驻朝鲜大使。

前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桂波,曾任中共中央驻越南共产党联络代表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顾问,后来又担任新中国驻越南大使。

袁忠贤任第三野战军第八军政委、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区代理参谋长、南京卫戍区司令员兼政委。他曾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后来又担任驻尼泊尔大使。

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三军政委、上海卫戍区副政委的韩龙年担任驻巴大使。

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冯谖担任驻瑞士大使。

当时,著名的罗庚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总参谋长耿彪最初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然而,由于他无法就职,他被取代为瑞典王国大臣,同时担任驻丹麦王国大使,然后担任驻芬兰大使。徐一心,年轻的“老革命家”,在苏联学习多年,被称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布尔什维克”,也有军事生涯,先后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和司长。后来,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被任命为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吴秀泉是东北军区参谋长,东北民主联盟第二任参谋长,先是担任外交部苏联司司长兼外交部副部长,后来被周恩来任命为驻南斯拉夫大使。

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外交队伍的建设。“总大使”抵达北京后,毛泽东亲自到酒店看望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他说:“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正在‘开一个新炉子’,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一直训练干部去地方,所以中央政府决定从军队中选拔一批干部“将军当大使,好!”他鼓励“总大使”说,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他应该重视研究,把学到的好东西应用到国内建设中去。

1955年,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当然,并不是所有新中国的第一批外国大使都来自军队。纪亚泰(Ji Yatai),早年毕业于苏联东方大学,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蒙古干部,直接调任驻蒙古大使职务,担任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张闻天,政治家和理论家,曾在党的历史上占据重要的领导地位,被誉为“红色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4月,他接替王稼祥,成为新中国驻苏联的第二任大使。1956年,张闻天离职回国。中共上海市委二秘刘晓被任命为新中国驻苏联第三任大使。张闻天和刘晓也是中共中央在苏联的代表。

(3)周恩来和王稼祥分别领导组建外交部和国际司。

毛泽东对新中国“开新炉”外交的领导,不仅体现在建立和全面实施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上,还体现在迅速形成和科学配置一支党性强、素质高的高级外交官队伍上。同时,也体现在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特点和实际需要的外交和外事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新中国外交部之间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1日,也就是建国典礼的同一天,毛泽东在秦征大厅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目前,外交部的工作小组和组织尚未成立,紧急外交只能由前中央外交小组完成。前中央外事组自然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中央外交小组成立于1939年4月。它最初被称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它的秘书是周恩来。它于1940年12月更名为外交小组。它仍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其主要工作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立场和主张,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1947年5月,在新的内战形势下,周恩来在山西临县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王炳南为副组长的中共中央外事组,下设研究、翻译和新闻三个科。

在1949年9月30日举行成立仪式之前,周恩来宣布完成中央外事组的任务,并指示王炳南等人负责外交部的筹备工作。10月5日,周恩来召开建设部工作会议,李克农、王炳南、吴秀泉、环祥、龚鹏、乔华冠等出席。会议确定,该部各单位的顺序是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和非洲司、美洲和澳大利亚司、国际司、新闻司、条约委员会和政策委员会。

会后,周恩来实地查看,外交部的办公地址被定为清政府总理政务衙门(即所谓的旧外交部)的旧址。在组织和干部配置方面,根据中央和周恩来指示的要求,主要从军队和地方政府中选拔文化水平和外事经验较高的干部,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作为补充。此外,曾任中国远东军事法庭首席法官的梅汝凡等57名国民党旧政府成员被吸收进新中国外交使团。。

11月8日,外交部首次会议正式召开。此时,新中国只完成了与苏联和其他九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新中国的外交使命,他认真指出:中国反动派在外交上总是紧张害怕帝国主义。哪个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袁世凯和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跪在地上进行外交?中国过去100年的外交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没有向他们学习。我们不应该被动或胆怯。我们应该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有独立的精神,争取主动,没有恐惧,有信心。

针对当时新中国外交的“片面”政策,周恩来指出,新中国的外交使命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般的友谊。我们属于斗争阵营的一个体系。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奋斗。另一方面,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有敌意。我们也必须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在这方面,他还解释说,外交工作是“一种结合和斗争”。我们不是兄弟般的纽带。换句话说,有必要在战略上与兄弟国家团结起来,但在战术上不能有任何批评。它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战略,但有时它可以在个别问题上的策略上结合起来。“这篇讲话对新中国外交独立的思想实质作了极其精辟的解释。

1954年,周恩来出席了日内瓦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强调,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要注意,要小心,不要害怕。"我们必须有独立的精神,争取主动,没有恐惧,有信心."另一方面,外交要谨慎,不要有“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不乱交,不冲动”,“不放肆,不低估敌人,不傲慢,不乱骑马,不守纪律”外交官是“平民解放军”的想法是在这个时候提出的。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一直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对外交往自然成为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1950年3月的党的指示中提出:“革命胜利后,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共产党和亚洲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巩固中国革命在国际舞台上胜利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根据这一指示,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李韩伟等人建议把统一战线工作同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分开,成立党的对外联络机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借鉴苏联建立中共中央国际部的有关经验,决定在原统战部的两个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以王稼祥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外关系部。1951年1月16日,刘少奇写信给王稼祥,向他转达中央的决定。同年4月,以王稼祥为部长、廖承志、李李俶、连云、许立为副部长的中共中央对外关系部在北京市西城区京畿道第十八医院正式成立。

新中国外交始于多领域、多部门、多形式的合作互补的复合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成立的外语系在传播新中国的声音和塑造新中国的良好形象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选举刘少奇、宋庆龄等领导人为主席和副主席,反映了新中国对非政府友好组织的重视和支持。周恩来大力倡导和亲自倡导的民间外交在新中国外交布局中也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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